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黄遵宪:甲午之战的忧天之泪

2015-03-20| 作者:| 来源:网摘

  文/十年砍柴
  
  1896年,甲午战争后第三年,清末著名诗人黄遵宪送给梁启超一首诗《赠梁任父同年》。这首诗可谓泣血之作,代表了当时国内爱国士大夫对割地赔款的悲愤和痛苦。
  
  寸寸山河寸寸金,
  
  侉离分裂力谁任。
  
  杜鹃再拜忧天泪,
  
  精卫无穷填海心。
  
  这首诗由黄遵宪写来,更有别样的凄苦伤痛。因为黄遵宪是那时候中国最了解日本的士大夫(没有之一),他在日本士人阶层中名望很高,并有许多日本朋友。多年前他便大声疾呼重视日本的威胁。可惜,大音希声,颟顸的当权者置若罔闻。
  
  黄遵宪,字公度,出生在梅州一客家望族,他身上具有客家人坚韧质朴、视野开阔、善于接受新事物的特点。1876年,29岁的他参加顺天乡试中举。这一年十二月,广州大埔籍的翰林院侍讲何如璋奉命为出使日本大臣。那时候用同乡是官场风气,而且能够办外交的人才也多出自粤、闽等省。大约因为这些原因,新科举人黄遵宪被任命为驻日参赞官,日本成了公度先生外交生涯的第一站。
  
  光绪三年(1877年)十月,何如璋、黄遵宪一行来到日本,次月,使馆遇到的第一件外交难题就是琉球使臣的求助。琉球国和朝鲜一样,明清两代为中国藩属国,代代朝贡。此时日本国力渐盛,开始觊觎琉球。日本政府阻止琉球向清廷朝贡,要求琉球废除与清廷的藩属关系。
  
  十一月初三深夜,琉球使臣马兼才进入清朝驻日使馆痛哭,说受琉球国王之命求助于大清,并分析利害,若日本组织琉球进攻清廷,废除对清廷的藩属关系,琉球必将亡国。
  
  琉球对清朝的重要性,何如璋、黄遵宪等使臣十分清楚。他们一方面约见日本政府官员,申明琉球乃大清藩国的立场,一方面上书清廷,要求阻止日本的阴谋实施。使臣在上奏中言:
  
  “日人志在灭球,以阻贡发端,臣与日本当局论理数月,彼一味恃蛮,置之不答,甚至发令琉球改县,其轻视我国无理已极,义难坐视,今乘其国势未定,兵力未足,急与争衡,犹尚可及。若为息事,隐忍迁就,阻贡不已,必灭琉球,琉球既灭,必掠朝鲜。”
  
  同时,大使何如璋以个人名义致信当权的李鸿章,重申琉球对中国的重要性:
  
  “阻贡不巳,必灭琉球;琉球既灭,次及朝鲜。否则,以我所难行,日事要求。听之乎、何以为国?拒之乎,是让一琉球,边衅究不能免。……他时日本一强,资以船炮,扰我边陲,台澎之间,将求一夕之安不可得。是为台湾计,今日争之患犹纾,今日弃之患更深也。口舌相从,恐无了局。然无论作何结局,较之今日隐忍不言,犹为彼善于此。”
  
  应当说,何如璋、黄遵宪这些驻日外交官是非常尽责也是非常优秀的,他们深知日本的狼子野心,如果日本顺利吞并琉球,必定会欲壑难填,得寸进尺,进而图谋朝鲜、台湾。不如趁日本羽翼尚未丰满,对其采取强硬措施。
  
  很可惜,腐败的清廷没有采纳这些驻日使臣的建议,容忍日本扩张,直至琉球亡国,被日本完全吞并。
  
  在日本期间,黄遵宪一方面恪守外交官的职责,与日本政府斡旋交涉,维护本国利益。另一方面深入到日本的高层和民间社会,广交朋友,了解日本的政治、经济、民俗等各方面状况。与黄遵宪交游的日本士大夫有伊藤博文、重野安绎、宫本小一、岩谷修、大沼厚、本武扬、大山岩、浅田惟常等重量级人物。他在《日本杂事诗》里对这类交友多有记录。
  
  作为一位诗文俱佳的士大夫,黄遵宪不仅以勤于公事的官员标准要求自己,他有着更高远的视野。他深感中国人包括士大夫对日本国情的隔膜,来到日本后不久,开始收集大量资料,编撰《日本国志》。
  
  1882年,黄遵宪调任美国旧金山总领事,离开了日本。但他在政务之余,仍然孜孜不倦地编撰《日本国志》。这部卷帙繁多的大书直到1887年(光绪十三年)才编撰完成。全书共40卷50万字,分为为国统志、邻交志、天文志、地理志、职官志、食货志、兵志、邢法志、学术志、礼俗志、物产志、工艺志。此书被誉为“近代中国研究日本的集大成代表作”。
  
  黄遵宪在出使日本和编撰过程中认识到,日本脱亚入欧,走上现代化,关键在于结束了东方传统的人治政治体制,走向西方的法治社会。因此他尤其注重介绍日本正在进行的宪政改革、近代法律体系的建立等,也阐述了他本人初步的宪政思想。
  
  很可惜的是,黄遵宪的《日本国志》在书稿完成后8年(1895年),即甲午中日战争失败后的第二年才得以正式刊行。同年,时为总理衙门章京的袁昶前往南京,一路上就在读黄遵宪的《日本国志》。到南京和黄遵宪相见后他说,这部书如果早些出版流行,可“省岁币两万万”(即对日本的赔款)。
  
  甲午战争对清廷来说,是一场浪战。尽管此前有所谓“同光中兴”,也只是回光返照式的,僵化、腐朽的政治体制没有得到改变。多数士大夫特别是朝廷重臣并不了解东邻日本在政治、经济、军事诸方面长足的进步。战争的结果是海军、陆军大败,不但丢了朝鲜,还割让了台湾,赔款2亿两白银——黄遵宪出使日本之初的忧虑变成了现实。
  
  甲午战争期间,黄遵宪正担任驻新加坡总领事。他不主张对日开战。在与朋友的信中他说,如果自己仍然出使日本,必当历陈利害,阻开战衅。光绪初年琉球事件时,他力主强硬,但此时情势已大为不同。日本经明治革新,国势强盛,数十年来进步神速。而清廷固步自封,不知变通。在这种世界局势瞬息万变之际,亟须隐忍图存,急起改革,厚培国力,才足以应敌雪耻。
  
  然而,大清当权者多是不知己也不知彼的人,士人阶层也洋溢着盲目乐观情绪。清醒者如李鸿章虽明白战端不可开,但被朝议舆论所逼迫。战争失败后,黄遵宪痛苦异常。从甲午开战到《马关条约》签订后,他以悲愤之笔写下了一系列诗篇,如《悲平壤》、《哀旅顺》、《哭威海》、《台湾行》、《渡辽将军歌》等。
  
  甲午之后,黄遵宪成了“戊戌变法”的重要鼓吹者和参与者。他被光绪帝重用,任湖南长宝盐法道,不久代理按察使(主管一省政法),协助巡抚陈宝箴推行变法。
  
  “戊戌变法”亦如昙花一现,以“六君子”喋血菜市口而告终。作为变法重要人物的黄遵宪,慈禧太后自然也不放过,他当时正在上海,朝廷命令两江总督和上海道将他缉拿。幸亏黄遵宪曾出使国英、美、日诸国,上海又是领馆林立。包括日本在内的许多国家使节向清廷交涉,营救黄遵宪,而两江总督刘坤一也是同情变法的开明官员。于是,黄遵宪逃过一劫,免官回故乡养老,直到1905年病逝。
  
  甲午战争失败而有戊戌变法,变法失败而有1900年“庚子事变”,清廷用义和拳导致八国联军进京。那位当年盛赞《日本国志》的袁昶,时任二品高官太常寺卿。他坚决反对用义和拳排外,上书言“奸民不可纵,使臣不宜杀”,慈禧太后等顽固派视之为“投降派”,下旨将其诛杀于菜市口,步了谭嗣同等人的后尘。
  
  不知此时以老病之躯、戴罪之身归隐故乡的黄遵宪,听闻故友噩耗有何感想?
  
  不过,袁昶还是太高估一部书的作用了。若朝廷政治腐败,有黄遵宪这样的外交人才,有《日本国志》这类图书,也无济于事。从甲午之战到戊戌变法,再到庚子事变,满清在一错再错的道路上狂奔,直至亡国。
  
  (摘编自上海观察)

责任编辑:匡利睿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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