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黄遵宪理解了“自由”概念没有?

2015-03-20| 作者:| 来源:网摘

  黄遵宪在《日本国志》中,曾经写下一句小字作为解释:“自由者,不为人所拘束之义也。其意谓人各有身,身各自由,为上者不能压抑之、束缚之也。”由于黄遵宪编写《日本国志》时,远在甲午战争之前,所以这段小字很受后人、尤其思想史研究者重视。大家都根据这段小字认为,黄氏能在光绪初年意识到“自由”的重要性,并将其加以定义引入中国,实在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。毕竟,在当时的中国,尚没有几个人听说过作为西语的“自由”。即使听过,也大都作为耳旁风,一闪就过了。
  
  进而,学者们还常依据这则材料,模糊地认为黄遵宪赞同“自由”。确实,黄氏驻过日本、美国,读过卢梭、孟德斯鸠,见过冈千仞、中村正直。这样的经历,很有利于他理解并认同西方“自由”。何况,他对汉、宋儒学都持批判态度,拥有借鉴西学的热情和动力。
  
  但是,黄遵宪真的理解并对西方“自由”持肯定态度吗?
  
  单纯就上面这则材料来说,还真不容易判断其意是褒还是贬。黄氏没有说“自由”好,也没有说“自由”坏。他只是给出了一个解释或界定。然而,“自由”一词在现代社会的褒义色彩实在太浓了,很容易让我们顺着这个方向去理解。况且,黄遵宪后来明确肯定“民权”,更容易让人产生一种错觉:黄氏既然肯定“民权”,哪能不支持“自由”!“自由”与“民权”应该是一家人啊。我以前,其实也是这样想的。
  
  最近,读了黄遵宪与日人的笔谈,以及对日人汉籍的题批,突然觉得不对劲。黄遵宪在这个定义中,没说“自由”不好,可也没说“自由”好啊!相反,他在笔谈和题批中,倒是流露出很多对“自由”的批评。比如,他在与宫岛诚一郎笔谈时说:“(板垣退之助)若今所云云,近于墨人自由之说。”“若以素日不学无术之人遽煽自由之说,又大国武风侠气渐染日久,其不为乱者几希。”他在为儿玉士常《中学习字本》作序时说:“盖圣贤之书,忠孝之道,习之者众,人人有忠君爱上之心,固结而郁发,不可抑遏,以克收其效也。彼若国政共主之治,民权自由之习,宁有此乎?”
  
  根据以上两则材料,可以得出黄遵宪对“自由”的两点看法。首先,在黄遵宪的理解中,“民权自由”与“圣贤之书,忠孝之道”是对立的。“圣贤之书,忠孝之道”当指儒家之道,那么这意味着“自由”与儒家是对立的。其次,黄遵宪热屋内,板垣退之助所倡导的民权自由,“近于墨人自由之说”。“墨人”当指墨子之徒,“墨人自由”当指墨家反对礼教基础上的“尚同”。据此,“自由”就意味着反礼教,就意味着不受伦理约束。
  
  从逻辑上来说,这两则材料是黄氏驻日期间写的,或许还不能作为《日本国志》的说明。毕竟,《日本国志》定稿于黄氏游历美国、回国之后。他在驻美期间改变对“自由”的看法,也不是不可能的事。其对于“民权”的看法,不就与原来有很大不同嘛。但事实上,我们即使不用以上两则材料,仅仅凭借《日本国志》的文本,也能看到黄遵宪对“自由”的看法,并没有因为出使美国而发生改变。
  
  黄遵宪在《日本国志》学术志部分,写下了这样一段评论:
  
  西学既盛,服习其教者渐多,渐染其说者益众。论宗教则谓敬事天主,即儒教所谓敬天;爱人如己,即儒教所谓仁民;保汝灵魂,即儒教所谓明德。士夫缘饰其说,甚有谓孔子明人伦,而耶稣兼明天道者。论义理,则谓人受天地之命以生,各有自由自主之道;论权利,则谓君民、父子、男女各同其权。浅学者流张而恣之,甚有以纲常为束缚,以道德为狭隘者。异论蜂起,倡一和百,其势浸淫而未已。
  
  在这一段评论中,黄遵宪批评了“耶稣兼明天道说”。他列举了“耶稣天道”的两层内涵。其中一层是自由自主之道,另一层是君民、父子、男女同权。这两层内涵,与前文所分析的黄氏“自由”,意思基本相同,都认为“自由”近于墨家所谓“尚同”。而且,黄氏对于“自由”、“尚同”的态度也一以贯之,即“自由”、“尚同”就是反纲常、反道德。显然,由此可见,黄遵宪对于“自由”的态度,与几年前驻日时并无本质区别。
  
  实际上,黄遵宪不仅在驻日、美前后,对“自由”持否定态度,即使戊戌维新失败后,也没有太多的变化。他在与梁启超的信中,经常批评包括梁启超在内的革命青年,认为他们宣传和鼓动“自由”,纯粹是图一时之快。仔细想想,黄遵宪之所以如此坚持,恐怕就是因为他在“自由”问题上,始终没有转过弯来:如果人人各行其是,不服礼教,天下纲常与道德将何在?国家政治秩序又将何在?千百年来,儒家士人都这样想,也都因此而斥责墨、道、佛。黄遵宪比他们经历多,见识广,但是同样没能走出这道坎。
  
  其实,如果熟悉黄遵宪的经历,就会知道这个结论,并不令人意外。黄遵宪赴日之前,除了作诗就是应付科举,没有读过多少西学书籍。据说,他在研究天津教案时,曾经浏览过《教会新报》,也就是后来的《万国公报》。可是,那时的《教会新报》以宣扬宗教为主,没有多少政治知识。及至他抵达日本,确实有机会接触较多新学。不过,一来黄遵宪喜欢与文人交游,二来与冈千仞、中村正直交游时,又多抱天朝士大夫的姿态,对两位日本友人的西学文本,批评多于尊重。而冈千仞与中村正直,又愿意诚心诚意接受黄遵宪的看法。结果,黄遵宪赢得了盛名,却失去了深入理解西方政理的机会。
  
  不过话说回来,即使黄遵宪用心向中村正直、冈千仞学习,也不一定能转过弯来。两千年来,中国思想中的“个人”传统实在过于沉重,让大部分晚清士人都无法解脱出来,转而从国家政治的角度思考“自由”。黄遵宪的思想经历如此,那些阅读过西方原典的人也是如此。比如,享有晚清“西学第一人”之称的严复,虽然对西学下了极大功夫,但是他对“自由”的理解,依旧没有逃脱道、佛、儒三家所合力奠定的个人传统。他的“自由”,同样只是一种仅仅局限于个人的东西。只不过,黄遵宪更担心“自由”对秩序的冲击,所以极为谨慎;严复更看重“自由”为个人,以及客观上为国家所带来的好处,所以积极宣扬。两人“自由”观的差异,主要在于价值而非事实上的判断。
  
  在西方政治思想中,“自由”固然是一种个人权利,但是其更深远的意义,是可以为“利维坦”的生成提供原料。而对于这一点,黄遵宪和他的朋友们,都没有任何的感觉或思考。他们的“自由”,就是纯粹的个人自由,或者纯粹的个人智识和德行的提高。
  
  (本文选自:读书2013年第7期)

责任编辑:匡利睿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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